fwb自2002年加入交大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推进建筑学本科教育的教学改革，得到了学生的好评与诸多关注建筑教育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同时，他对建筑设计、理论、教学等方面的言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学界和设计界的广泛关注。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就读于建筑为尊的“老八校”之一——同济大学的fwb，如何在建筑专业较为弱势的上海交通大学实现从“接活儿极为凶猛”的“TJ”学生到七成精力投入课堂的“JT”教师的转身？他如何看待和应对当前国内建筑教育的困境与机遇？我们希望通过访谈将这些具有独特性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读者。 ID=《室内设计师》fwb ID 您进入教育界以来一直给人充满热情的印象，是不是很早就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f   这真是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身怀教书育人的大志。最开始虽然选择教职，其实打的是边教书、边做设计的主意，这也是当下很多建筑学教师的主流从业模式。完全是在从教的过程中，开始对建筑教育产生兴趣的。最直白地说吧，从做人的基本诚实态度讲，我读书时一些没想清楚的问题，肯定要先自己弄明白、说服自己后，才敢教给学生，如此一来，我开始反思所接受的教育，工作重心，也下意识地慢慢向教学倾斜。当然，设计实践一直也没有放下，其实教学、学术思考、设计实践这三者对我来说，很难清晰区分，它们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ID 您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毕竟交大并不以建筑专业见长。f   真正分析中国建筑学的本科教育，交大其实非常有独特性。本来就是老牌名校，近年来更受重视，录取分数逐年提高，学生基本素质可能是“老八校”之外建筑院系中最高的，即使跟老八校、甚至老四校生源相比，恐怕也不会差。同时，交大又位于上海，而中国现在最好的设计师、最大数量的优质建筑作品，基本也就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此外，同济、清华等老牌建筑名校都有自己强大的教学传承，要有所改变是非常难的，而交大在建筑学领域本就没什么基础，所以发挥、变革的空间相对要大很多。    当然，进交大之前我并没想这么多。当时博士毕业，原本是在几所学校（除交大外，都是老牌建筑名校）之间犹豫，在这段犹豫期中，2001年9月，刚好交大当时负责工作的一位老师叫我过去帮忙代课，结果一帮就帮了一个学期，正是这个帮忙过程，让我对在交大教建筑学产生了兴趣。    我当初学建筑是父母做的主，主要是出于实用角度。我小时学过美术，理工科成绩也一直不错，所以，选择建筑学当时这个热门专业，也算是顺理成章。读书时也谈不上多热爱专业，根本没考虑那么多，就是做好学生做惯了，既然学，就要学好，就要拿好成绩，就这么简单的念头，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中间还在设计院保留研究生学籍工作过2年，也是要做就一定要做成好设计师的那种思路。对建筑学真正产生感情，对建筑教育真正产生兴趣，还真要感谢这几年在交大的教学与思考。    2001年9月我到交大帮忙时，请我去的老师讲得比较含糊，所以当我发现第一堂课就要直接上讲台主讲时真是毫无准备，混乱之中急中生智，下意识地就把我刚进同济大学以及读书时的困惑拿出来跟学生们讲，然后一个个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建筑学、是第几志愿考入的、对建筑学或者城市有什么设想，就这样，竟然讲满了整整四节课。那届学生对这堂课印象都特别深，那是他们军训后第一堂课，他们很惊讶，没想到老师会这样上课，我和学生都觉得很刺激。就这么边教边调整，等于一边教，一边思考怎么教，在教学过程中就感到与学生的互动非常有意思，帮助我反思到很多读书时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想清楚的问题，于是一学期代课之后，我就决定来交大了。    对我来说，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状态比平台更重要。我也在中国最好的2、3所建筑名校也上过课、代过设计、评过图，学生的反馈似乎不能让我特别兴奋。老牌建筑学校也许积累太深，很难对每个问题产生出兴致勃勃的新鲜感，因为很容易被随处可见的或“聪明”、或“学术”的答案束缚住。    交大肯定没有同济那么丰富的专业资源，但学生们对自己还是有较高期望值的，不会因资源不足降低标准，反而对知识更加渴求，另外由于身处郊区，或许会更加专注、踏实一些吧。仅就这几年学生们设计作业成果、毕业后深造或工作的结果看，还是不错的。我所知道的国内外几乎所有一流建筑高校，都有交大建筑学学生，而且很多同学表现依然优秀。工作的学生，无论是国营、国外还是民营设计单位，也普遍受到好评。    另外，我还要特别提一下，交大学生非常有能量也非常自觉，这几年下来，慢慢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相互帮助的氛围。比如有同学到同济读研究生，他就主动在系里bbs上发布同济的优秀讲座与讲课信息给学弟学妹们；比如有同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游学，她就把那边建筑理论的资料全部COPY给我们；去瑞士留学的同学，会专程回校把大师讲座的PPT、国外学校的作业集存下来给资料室；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参数化设计的同学会主动要求假期回来给大家做小讲座；在上海的建筑事务所工作的同学，会帮我们邀请事务所的建筑师来演讲；甚至包括我们二年级同学，之前我曾把某西班牙建筑师的作品作为案例讲解，提到因为他回国所以暂时没法请他来做讲座，结果学生就一直关注他的动向，联系他并最终邀请到他来讲演……交大建筑学学生的凝聚力、集体荣誉感，带给我非常多感动和震动，我觉得。这在今天这个越来越个人化的时代里，实在是太难得了！ ID 您在交大是如何开展教学的？在同济十多年做学生的经历对您从教有何启发？f   到交大以后，身份转换为教师，掌握的资讯也多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搞明白国内外建筑教学的基本状况究竟是怎样的？相同点、不同点究竟在哪里？与设计实践究竟是怎么一个关系？最大的动因，其实来自我自身的困惑，前面说过，虽然一直在国内最好的建筑院校之一读书，也还算个不错的学生，但内心里，对专业的一些基本问题始终存有疑问，并没有因为拿了博士学位就解决了。    到交大后，接触到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同事，最直观地，是了解到国内的套路差别不大，基本就是“布扎（巴黎美院体系）+功能主义”。教学思路，是以“功能类型”为依据，由简入繁地进行训练。教学过程，大致可用“功能类型＋形态修饰”描述。具体来讲，就是依照标准规范图集，在平面上排功能，依据当下时兴风格，设计立面。这种教学模式，强调设计技巧（排平面、做立面、规范的熟悉、绘图……）的训练与积累，更关注最终结果。我在同济接受的教学也大致如此，虽然我们读书时形态构成训练走在全国前列，看上去设计比别的学校洋气些，但以现在眼光看，有些“纯”形式主义。国内的这种主流教学模式，不太关心建筑本体有什么特征，建筑如何以“建筑设计”的方式展开与建造，建筑可以表达什么想法，解决什么问题，建筑对人有什么主动或被动的影响。    在分析国内教学得失的基础上，我还研究了大量国外优秀院校案例，然后，就是在边教、边反思、边总结，调整、实验、再调整、再实验的过程中，慢慢提炼出了现在一些教学思路（主要针对二年级）：以“问题类型”为线索训练专业基本观念与方法，以理性解决问题为思路控制设计过程，以建筑本体为基础探讨建筑学的解决策略。具体来说，就是以“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为基本思路，将建筑设计视为一个解决问题而非仅仅满足功能的过程。围绕基于建筑本体观推演出的一系列基本专业问题类型（空间、功能、建造、基地……）进行训练。探讨如何有逻辑、理性地推导出，面对不同具体问题的针对性有效设计策略（或来自建筑本体，或来自城市，或来自社会……）。这种教学模式，更关注如何控制设计过程的展开，以及普适于不同功能类型的设计方法与思维模式的传授与训练。因此，如果你看到我们的教案（任务书）就会发现，与国内常见的设计任务书很不同，它不是一份类型名称、面积指标、时间进度和规范要求的任务书，而是按照一定的学理逻辑，将设计细致切分成几个环环相扣阶段，每个阶段的训练目标都非常明确，而不仅仅是关注最后要设计出一个房子。     另外，在交大的教学中，我还比较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性设计思维的培养。主要训练学生一种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解答的能力与状态，本质上，是要培养一种主动的独立人格，这样，你才不会简单地复制别人，而是通过学习，一步步培育“自我”。这在当下越来越格式化、僵硬教条的教育大背景下，比较困难，也是最吃力的部分。    二是多学科综合训练。我们的专业建制小，因此不同专业之间反倒会比较容易配合。例如，我们在二年级的建造主题训练过程中，就集合了土木专业、力学专业、构造课老师一起做指导，将定量实验与定性探索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将作品建造在校园中。    三是学术与实践的有效平衡。近年来，高教体制的聘用机制越来越偏重高学历，这与本专业对“实践性”的要求是有矛盾的。所以我就思考，如何发挥学术教师与从业建筑师各自所长，取长补短，从而拓宽教学视野。这包含两点，1）如何将学术研究，贯彻到设计教学中？既要将前沿的学术思考，有效地转化为设计教学内容与步骤要求，又要流出足够的灵活性，同时，还要将设计教学本身，作为一项“对设计行为进行的学术研究”展开，最终通过设计教学，为学科贡献出新知。2）如何将高质量的设计实践有效地引入设计教学中？做到既要符合实际，同时又超越现实，真正实现学院体制对设计实践的反思与提升。最近，在学院、学系的大力支持下，我作为主持人，邀请了刘宇扬、俞挺、卜冰、冯路、张佳晶等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优秀建筑师，给三、四年级做一个为期八周的workshop。如此完整、大面积地邀请从业建筑师深入体制内进行本科设计教学，目前国内还不多见。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新东西。这五位设计师都是设计师里面出“作品”的人，我设想将来我们也许还可以请一些出“产品”的设计师，也许会产生另一种碰撞。    我教书之后发现，设计教学中如何处理学术性与实践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它甚至会奠定出某个学术单位的教学特色。现在国内老牌名校大致有两种趋势：一是把建筑学太当工程看，所以缺乏先锋性和探索性；另一种则太严肃，把建筑学太当学术看，设计的灵活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被“逻辑与体系”所束缚。另外，现在老牌名校的教学规模越来越大，做研究挺好的，资源丰富，但对本科的设计教学来说，基本的设计教学主线（特色）就不是很清晰，学生会比较困惑，因为，看上去哪一种说法都蛮有道理的。所以，有时我就想，交大的弱势和优点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应该是什么呢？学术思考与工程实践之间的那个度如何处理呢？跟地域性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都远远没有想清楚，但也许这些正是交大设计教学的突破点所在。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不大会去思考教学，只是被动地接受，当然，下意识中肯定会对很多教育方法和模式产生疑问。我相信不少读建筑学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好或者那个不好？成绩之间的落差意味着什么呢？而很多老师也说不出所以然，他的判断也是凭感觉，他最多只能说清楚功能合不合适（标准图集为依据）、规范是否合理，至于形态为什么这么做不那么做，空间为什么这么做不那么做？建造上为什么这么做不那么做？他也只能叫我们学生去“悟”，悟得我们一头雾水。    其实，同济读书十几年最影响我的，应该是那种平等、民主的学院氛围，加上我做学生时的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环境，各种思潮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睛。那时候同济建筑系有个特别好的风气，不是说哪个老师是院士、是博导、是系主任，我们就应该天然地觉得他说得对，我们完全可以比较自由、独立地对所有名家进行分析与判断，而不会盲目崇拜。这样的时代和学院大环境，培养出了我独立判断的习惯，而这个，也是今天我在交大教学时特别强调的。  ID 基于国内现在的高考制度以及教育评价体系，同时交大在建筑教育方面的资源可能也不是非常充足，您要实践自己的想法是否会面临不少困难？f   确实如此，困难非常多。首先是建筑学专业在现在这种统一化理工科评价体系下的尴尬。像交大这样的学校如果下决心去扶持某个专业，很快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建筑学不可能在《science》《nature》这种杂志上发上文章，也没有什么EI、SCI的文章可发，建筑学也不会迅速带来看得见的指标数字，比如什么科学进步奖之类的，那么如何评价教学成果和学科前途呢？在领导层看来，这就会让他犹豫要不要下大力气发展这个专业。而这种评价的尴尬现在即使是在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这种建筑学独大的院校中也开始体现出来了。其次，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很多部门和人力的支援配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推动一些事情，就要努力与各种不同的观念协调，这个协调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一个是要让周围的理工科同事们理解建筑学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是要让建筑学同事们理解新旧思路的差异，这些都不容易。    我觉得我能坚持到现在，第一要感谢我们二年级的教学团队。我很幸运，能和赵冬梅、刘小凯、杜春宇等老师一起，齐心协力，不断尝试新的教学路子，一起在教学实验过程中成长。另外，还有两个朋友的帮助非常大。一位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现在同济大学任教的王kirk老师，他对建筑和教学都抱有很高的热情。我来交大之后他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经常过来帮忙评图，和我一起做课程研讨等等。我属于那种兴趣比较杂，关注建筑视角比较大的类型，而王KIirk则非常专精，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另一位在教学上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城市笔记人老师，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我的榜样。一个人，不要任何外在支撑，就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他的毅力对我来说是个“刺激”、是个监督。每次上豆瓣，看到他又在读什么书，推荐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对我都是一种压力。其实我这个人很散漫，兴趣变化很快，王kirk和笔记人让我慢慢认识到要做成一件事必须是要坚持、要付出的。 ID 我们也是经常能听到老师们谈到当前国内建筑教育种种问题和困窘，也看到不少本打算教育设计两手抓的人感到失望而淡出教职，您差不多从教快十年了，是否也有这种失望情绪？f   肯定有的。我失望的原因主要是学生的幼稚化与课本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我这代人一般会预设大学生应该是成人，是可以理性地与之交流、一步步深入讨论的人。我原来在交大教书特别开心的，就是跟一群聪明的成人在一起互动做事情，我很多新的想法都是在这种互动中引发出来的，正所谓教学相长。而似乎从2006级开始，学生整体感觉开始明显幼稚化、课本化起来。所谓幼稚化，就是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不是出于理性思考而是个人情绪，所谓课本化，就是越来越不能独立思考，离开了标准答案，就一筹莫展。如此一来，导致无法理性与之互动，我得从老师变成保姆安抚好小朋友的情绪才能开展教学。    作为教师我不想糊弄学生，但我骨子里可能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我也从来没觉得作为老师就要承担改造人的责任，因此，现在我只能想办法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状态。比如态度上怀柔是必须的，先要表扬表扬，再慢慢地提些建议。我们和学生都是前面十几年填鸭教育的受害者，他们其实也有发挥的空间。我们必须要做好牺牲一学期的准备来培养他的信任，但又不能让他特别依赖你；然后再逐步施压，这样才有可能挤出潜力，效率的确是降低了，过程的乐趣也的确是少了很多。    对我来说，教学是一个始终需要调整的过程，但最终目的，我还是希望把教学变成一个智力挑战，而不是单向的输出。如果失去这个特性，教书这件事也就吸引不了我了，那我就会把做设计占用的时间和精力调高。 ID 谈到学生的变化，这可能也是受整个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比如生存压力、价值观的改变、电脑、网络和电玩的普及等等。我们也常常能听到学生对建筑教育的茫然和不满，那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应对压力与困境呢？f   我觉得一个人的自我成长、自我激励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网上最常见的学生抱怨，就是教育制度差、生活压力大、社会不公、老师不负责任、没水平之类的说法，那这些学生是不是如此一来，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做得不好，全都是因为其它人或外在原因造成的呢？如果是的话，那我要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你们在找借口！    在任何一个教育环境下成长，取得一定成就的最终可能都只有10%，这说明，无论教育体系怎样不理想，这10%成功的人还是可以从中吸取到养料的，所以，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自己，你分得清哪些是好养料、哪些是垃圾吗？你找得到充分吸收好养料的好方法了吗？你有足够坚强的意志、良好的习惯、用功的态度控制自己的日常安排吗？    我长到这么大观察到的一个冷酷的现实就是，喜欢抱怨的，多数无法取得成就。那些具备了一定天资和良好学习习惯及其意志力的人，多不会花费时间在抱怨上。这里要声明一点，我是坚决反对所有人应当追求成功的价值观，我比较赞成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情去做，即使是浪费生命，只要作为一个成人你想明白了，那就去浪费吧。因此，假如发现自己不具备上述这样的素质，真就不如快乐地安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个幸福的普通人，不要被虚幻的“成功观”欺骗，自欺欺人。（引段杨绛的话：“‘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蔬菜，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 ”）    我就在交大曾见过很多自我教育、自我激励的学生，比如到了高年级某些设计，老师没有要求做模型，他们自己会主动去做，而且是那种整间房那么大的模型，自己从国外、网络上找资料，按照资料一步步做。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做不到这样，所以我相信他们将来一定比我棒。当我表扬那些学生主动性强时，也有其他学生抱怨说，老师为什么不要求我们做模型？都是在一样的环境，别人主动去做，你要等着老师来要求，高下立判。    反过来说，作为教师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讲起教育“大业”、教育理想来口若悬河，然后一转折，就是体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都不好，所以最后我没法做好，我的不作为、我的不负责任是有理由的。那人的能动性在哪里？任何环境都是有空隙的，你可以通过改变你自己来改变环境。比如我们这次请建筑师来做Workshop，其实困难重重。要向领导解释，要向学院申请经费，因为涉及不同年级，跟现有教学体制要合拍，要跟不同教学观念协商，要跟每个建筑师讨论……，到现在，我也不敢说困难都解决了。如果我不主动去推进而是要等别人、等体制、等领导来组织，那这个想法就永远也不可能变成现实。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下意识地会觉得学校应该帮我把一些事情做成，得不到帮助就觉得环境不好。事实上，就像学校评价一个专业是以其实现多少量化指标或奖项一样，当下校方支持一个教师指望的也是“摘果子”。这种状况好不好先不去争论，但这就是当下学术环境的现实，因此，在你成为“果实”之前，必须要付出很多，而不能一味依靠别人来“施肥”。如果不具备一定经济或心理上的准备，可能都捱不过这段变成“果实”的历程。可能我这样说有人会觉得偏激，但这确实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些在1980年代、1990年代度过校园生活的人对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其实是有误解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在相对清贫的状态下慢慢成长，以为我们也可以那样成长，但到了我们从教的时候，社会背景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教师工资本就偏低，备课花十小时和一小时在评价体系上又看不到任何差别，花一学期准备一个教案，完全比不上花一个月写篇文章在评价体系中来得实惠、做一个工程在物质上来得合算。因此，在今天中国高教环境中，我奉劝所有想来高校准备做一个好老师的人，一定要有作出牺牲的准备，经济条件一定不能太差，否则，会缺乏起码的尊严与内心宁静。    我观察到的好老师，基本上一定是偏天真的人，愿意损失个人的利益，且内心自有一套标准来要求自己，也会自得其乐。 ID 一方面对大局悲观，一方面保持积极的态度，这是否就是您对建筑教育现实的回应？f   我骨子里的确持悲观的态度。悲观之后，才能乐观地做事，因为你知道最差也不过就是那样。    我不想大目标，我就盯着一个个小的、具体的点，一步步来，我知道大方向对了就可以了。指望整个教育体制变革了之后再去做，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整个环境壁垒重重，但到底有没有空隙？至少在交大，我觉得还是有。不要什么都推给体制，也别指望马上就有人捧场，只要知道我想要做一件正确的事，而路并没堵死就好。这可能也是受我导师卢济威先生的影响。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研究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当时去找资料，涉及政治经济的资料都很难拿到，负责的人会捣浆糊，比如拆迁公司的红利这种数据根本不肯讲。我很沮丧地告诉卢老师，以为他听了也会很沮丧，结果他没有，他说“我们做一点是一点”。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就意识到，我们推动一点点，这一点就是实实在在的，会对某些人有好处，那就够了。